宋代的科举制度

宋代科举制度及宰相构成特点及原因：
宋朝初期虽然还处在南征北伐的半战争状态，但赵匡胤对开科取士却没有丝毫懈怠，建国当年(960)便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，录取了19人。为什么要录取19人呢？唐、五代以来，每科进士都掌握在二三十人上下，而且宁缺毋滥。宋朝的首科，当然需要为今后做出表率，所以挑来挑去，选了19名佼佼者。第二年再次举行考试，只录取了11人。此后数年，每榜进士大约都在十人左右，最少的乾德四年(966)仅录取了六个人，可谓凤毛麟角。
赵匡胤实行的是文人治国，靠这么几个人哪能填补全国众多的职位？为了笼络士子，开宝三年(970)，他给主持科举的礼部下了道圣旨，命他们整理近十年以及后周乃至后汉的举子档案，统计一下，看历经15次考试全部终场还没考中的究竟有多少人。礼部经过仔细核查，列出了以司马浦为首共计106人的名字。赵匡胤大笔一挥：这些人实在不易，得了，统统赐本科进士出身。在宋朝，这种进士有个专门的名称，叫做“恩科进士”，即皇帝开恩特赐的进士。赵匡胤这次“恩科”玩儿得大了些，但也不是没有道理，起码能看出这位大政治家治国是何等灵活，笼络人才是何等大手笔。此后的“恩科”一般只涉及极少数人，这种情况在整个儿宋朝也不算罕见。
说完“恩科”这个特殊现象，还回到常规性科考上来。宋朝前期的科举基本上承袭唐和五代，依旧是常科和制科两大系统。
“常科”就是常设之科，类似今天高考等公开考试，国家规定大纲、内容、时间和具体程式。除进士科之外，还有诸科，包括九经、五经、开元礼、三史、三礼、三传、明经、明法、明字等科。所有举子都是每年秋季参加乡试，中乡举者冬末会集到京城，次年开春，由礼部主持国家级统一会试。所谓“九经”，即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经典，“五经”则是西汉时确定的五部儒家经典，“开元礼”是唐朝修纂的一部大型礼书，也可以看成是实用“礼学”的专科考试，“三史”指《史记》、两《汉书》和《三国志》，可以理解为史科的专科考试，“三礼”指十三经当中的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和《礼记》，可以看成是礼学理论的专科考试，“三传”指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和《榖梁传》，可以看成是经部史书的专门考试，“明经”指全部经书的统考，可以看成是传统经学训诂类的考试，“明法”是法学考试，“明字”是字学考试。
关于“进士”和“明经”，则需要多说几句。从唐代以来，举子们最看重的就这两大科，两大科中，又以进士科为最。原因很简单：中进士者日后仕途非常乐观，往往能爬到宰辅的高位，及第明经的前途要坎坷得多，最终能做到高官的人寥若晨星。其他各小科一看就知道，即使考中，也不过终生桐旁租是个小业务官，很难掌握到权力。
“制科”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小范围考试，这种考试形态源于汉朝的射策，唐代已经非常普遍，到宋朝，逐渐形成了一些“常科”性质的制科，也就是经常重复考试局兆的制科题目。如太祖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、经学优深可为师法、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；仁宗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、博通坟典明于教化、才识兼茂明于体用、详明吏理可使从政、识洞韬略运筹帷幄、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六科，都是从唐朝承袭来的。制科考试的范围虽然不大，应试者的资格却放得很宽，不论是在任官员，还是山野小民，都可由宰相重臣举荐参加考试。已经中过进士的人也可以参加制科考试。北宋名臣富弼，原本是想参加进士科考试的，偏巧那年他老丈人晏殊当大主考，需要回避，只得参加当年的制科考试；再如苏轼、苏辙兄弟，嘉祐二年(1057)已经中了进士，还不甘心，又双双参加了嘉祐六年(1061)的制科考试，入第三等。据宋人郎晔考证，苏轼应的是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”，这和苏轼后来的自嘲甚相吻合——在经历了多重磨难后，苏轼不无感慨地叹道：“当年应制科考试，成绩甚优，于是飘飘然自以为真的可以‘直言极谏’了。殊不知谏一回灭一回，如今灭到黄州凉快来了。”
宋朝科考的题量相当大，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答一张卷子就能获取功名。以进士考为例，需要“试诗、赋、论各一首，策五道，帖《论语》十帖，对《春秋》或《礼记》墨义十条”。这其中以诗、赋、论三项为最重。所谓“帖”，全称为“帖经”，即默写经典中的段落；所谓“墨义”，即笔答经义，规定为十条。默写经书为什么叫“帖”呢，因启氏为这类考试是将经典原文的前、后句子裁去，只露出中间的某一两句或某一两行，让举子们把前、后补齐。除“帖经”、“墨义”外，还有回答“时务策”三条。这三项在进士试中属于捎带脚儿的，不很重要，而在明经科则很重要，几乎是该科考试的全部，要不然为啥进士历来看不起明经及第的呢，就因为考明经大多靠死记硬背，不像考进士那样可以文采飞扬。因为考题量大，不论是乡试还是会试，举子们都要在考场里呆上三四天，才能把所有内容答完。
宋朝科举新在哪儿
宋朝完善了此前的很多弊端，也确立了最佳的考试内容。相较于唐朝，宋朝科举有很多新变革。
这方面最该肯定的，其一是糊名制度的确立，就是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、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，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。宋朝初年，请托、投献风气依旧，直到真宗时，才采用了糊名制度。当时很多人对糊名持反对态度，如范仲淹、苏颂等，都曾提到糊名过于冒险：平时声名狼藉，考试成绩上佳，你录取他不录取他？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证明糊名是最合理最公允最无话可说的一种手段。苏轼参加礼部会试那年，主考官是欧阳修。当时欧阳修最看好的是曾巩，拿到苏轼考卷一看，眉飞色舞，认定必是曾巩的答卷，定为状头。等到拆开糊名一看，原来是苏轼。不论欧阳修是出于公还是出于私，总之他当主考时，想给得意门生打高分儿也很难做到了。
其二是考试时间的最终确立。唐朝每年一考，国家动用的财力、物力、人力可想而知。宋朝自英宗时期的治平二年(1065)，定为三年一大比。这个时间直到宣统间最后一次科举，没有任何改变。小说中提到的“大比之年”，就是指这一年有礼部会试，要出状元了。
其三是文风的转变。嘉祐二年，欧阳修知贡举。他一向厌恶无病呻吟的程式化文章，当他取得了绝对话语权时，将延续了百年的程文考卷全部黜落，所取文章，都是言之有物论之成理的“古文”，所以苏轼、苏辙就占了大便宜，因为这两兄弟最善于议论古今成败之理。人称欧阳修是宋朝古文运动的“旗手”，就是从这时确立的。
其四是考试内容和科目的转变。宋朝前期的拿手绝活儿还是诗、赋、论，前两项更是绝活儿中的绝活儿，那是要按照韵书去写的，一旦出韵，再好的文章也是零分。考试内容的改变是王安石变法的后果之一。他给神宗上书说：“古之取士俱本于学，请兴建学校以复古。其明经、诸科欲行废黜，取明经人数增进士额。”意思是不要设那么多科，什么明经、明法，统统取消，只留进士一科。还有，今后的考试只考经义，不必再考诗、赋。理由是：一个人从小写诗作赋，熟知音韵，对圣人之言却知之甚少，一旦当了官儿，怎么可能懂得治国理民？由此开始，后世科举不再考诗、赋而专考经义。
什么叫“甲科”“乙科”
我们读古书时，经常能见到“进士甲科”、“进士乙科”之类的词语，总有种似懂非懂的感觉。唐朝的科举，最初并没有甲、乙科的区别，从高祖李渊到唐明皇前期，所有进士都称为“乙科”。唐明皇为彰显文德，下了道诏旨说：“近世没有甲科，从朕开始，就要打开甲科大门，让最优秀的人才成为天下人的表率。”终唐一代，“甲科”成为进士科中前三名的代称。
宋朝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前期的进士考试，甲科、乙科还都是指进士而言，且甲科一定是优于乙科的。如名臣张咏，本传就明确记载他是太宗太平兴国五年(980)“进士乙科”。欧阳修的儿子欧阳棐、大文豪苏轼中的都是乙科。直到北宋后期，甲、乙科还都是进士分档的概念，即甲科为一档，乙科为二档，甚至出现了第三档。
到了南宋，明确规定进士考试共分五甲。如理宗宝祐四年(1256)，文天祥榜共录取了六百零一人，其中一甲二十一人，二甲四十人，谢枋得为二甲第一，其余为三甲、四甲、五甲。《宋史·谢枋得传》则说他宝祐中参加进士考试，“意擢高第矣，及奏名，中乙科。除抚州司户参军，即弃去”。意思是谢氏本想登一甲高第，结果仅仅“中乙科”，内心不服，干脆不要了。这两个材料相互对照可以看出，南宋的“二甲”和“乙科”是等同的概念，所以说南宋以后已经没有官方的“乙科”，只是民间还把二档进士叫做“乙科”而已。
到了明、清，又出现甲、乙科之称，就比较容易区别了：凡经过殿试的正规进士都叫甲科，未经殿试的举人都叫乙科。

宋代科举制的特点及原因

“宋代的选官制度”，当时并没有八股选士的说法，其官吏的选任，沿用唐代的科闷瞎锋举制度，但宋代由于经济上的发展和门蚂晌阀制度的衰落，科举考试向庶族地主及中小地主知识分子广泛开放。对于士大夫，正如陈傅良在《答林宗简》所说的“家不尚族谱，身不重乡贯”，只要文章、诗赋合格，就可录取。这是扩大统治阶级基础的重要措施。
有常科、制科和武举。考试的科目：《九经》、《五经》、《开元礼》、《三史》、《三礼》、《三传》、学究、明经、明法等科。考取的人，称为进士，考试内容着重诗赋。除进士科外，诸科则重帖经、墨义。
宋太祖建国后，不断加强皇权，分化、削弱相权。宰相并不是一个官名，实际上是一个群体，是除皇帝之外的最高领导层。宋初实行“二府三司制神茄”，宰相职权被一分为三。中央虽设三省，但三省及六部长官不经特许不得管理本司事务，成为闲职。实际权力归属“中书门下”这一机构，又称政事堂、都堂等，管理国家行政事务，以同平章事为长官，多由中书、门下两省侍郎担任，无定员。此外，以参知政事为副相，分割行政权。枢密院为中央最高军事机构，长官为枢密使，与政事堂合称东、西“二府”。“三司”（户部、盐铁、度支）主管财政，号称“计省”，长官为“三司使”，号称“计相”，地位略低于“二府”。二府三司各自独立，互不统属，直接对皇帝负责，构成最高辅政机关。
宋神宗元丰改制，废除二府三司制，以左、右仆射为宰相，左仆射兼任门下侍郎，右仆射兼任中书侍郎。
南宋初，左、右仆射加同平章事，为正宰相，不再兼任二省侍郎，两省侍郎改为参知政事。南宋孝宗以后，正宰相为左右丞相，副宰相仍复参知政事。此外，?宗、宁宗、理宗都曾设“平章军国重事”和“同平章军国重事”，由老臣或权臣担任，处理军国大事，位高宰相。

宋朝时的科举制度

宋朝是科举承前启后的朝代，也是臻于成熟的朝代。宋朝以后直到清末宣统年
间，科举制基本上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。
宋朝科举怎么考
宋朝初期虽然还处在南征北伐的半战争状态，但赵匡胤对开科取士却没有丝毫懈
怠，建国当年(960)便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，录取了19人。为什么要录取19人
呢？唐、五代以来，每科进士都掌握在二三十人上下，而且宁缺毋滥。宋朝的首
科，当然需要为今后做出表率，所以挑来挑去，选了19名佼佼者。第二年再次举
行考试，只录取了11人。此后数年，每榜进士大约都在十人左右，最少的乾德四
年(966)仅录取了六个人，可谓凤扰卜御毛麟角。
赵匡胤实行的是文人治国，靠这么几个弊前人哪能填补全国众多的职位？为了缓岩笼络士
子，开宝三年(970)，他给主持科举的礼部下了道圣旨，命他们整理近十年以及后
周乃至后汉的举子档案，统计一下，看历经15次考试全部终场还没考中的究竟有
多少人。礼部经过仔细核查，列出了以司马浦为首共计106人的名字。赵匡胤大
笔一挥：这些人实在不易，得了，统统赐本科进士出身。在宋朝，这种进士有个
专门的名称，叫做“恩科进士”，即皇帝开恩特赐的进士。赵匡胤这次“恩科”玩儿
得大了些，但也不是没有道理，起码能看出这位大政治家治国是何等灵活，笼络
人才是何等大手笔。此后的“恩科”一般只涉及极少数人，这种情况在整个儿宋朝
也不算罕见。

宋朝时的科举制度

一、宋代科举制
宋朝谨拍完善了此前的很多弊端，也确立了最佳的考试内容。相较于唐朝，宋朝科举有很多新变革。
其一是糊名制度的确立，就是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、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祥贺羡资料信息全部密封，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。宋朝初年，请托、投献风气依旧，直到真宗时，才采用了糊名制度。当时很多人对糊名持反对态度，如范仲淹、苏颂等，都曾提到糊名过于冒险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证明糊名是最合理最公允最无话可说的一种手段。
其二是考试时间的最终确立。唐朝每年一考，国家动用的财力、物力、人力可想而知。宋朝自英宗时期的治平二年(1065)，定为三年一大比。这个时间直到宣统间最后一次科举，没有任何改变。
其三是文风的转变。嘉祐二年，欧阳修知贡举，当他取得了绝对话语权时，将延续了百年的程文考卷全部黜落，所取文章，都是言之有物论之成理的“古文”，所以苏轼、苏辙就占了大便宜，因为这两兄弟最善于议论古今成败之理。人称欧阳修是宋朝古文运动的“旗手”，就是从这时确立的。
其四是考试内容和科目的转变。宋朝前期的考试还是诗、赋、论，要按照韵书去写，一旦出韵，再好的文章也是零分。考试内容的改变是王安石变法的后果之一，自此明经、明法，统统取消，只留进士一科。今后的考试只考经义，不必再考诗、赋。
二、宋代宰相制度
宋代实行二府制。二府，指中书省与枢密院。宋以二府长贰为宰执，学者称为二府制。
二府制渊源于晚唐及五代而大备于宋，余波及于辽、金、元，明以后则废除。二府制之精神在于中书省主文，枢密院主武。五代以至唐末虽已有枢密院，然元固定职掌，都承担宰相的责任，而其权势则与中书省互为消长。到了宋代才定制，中书省主文，枢密院主武，二府分职，互不相侵拍备。二府设官，中书省有同平章事、参知政事，枢密院有枢密使、枢密副使、签书枢密院事、同签书枢密院事。
宋代的中书省与枢密院虽称是对掌文武，合为宰执，但体势并不均等，而是重文轻武，也就是说，中书省长官同平章事较之枢密院长官枢密使为重。
宋于平章军国重事之官并不常设，故实不能谓为正常宰执。正常宰执承晚唐及五代之旧，采用分而复合的三省制，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，别置参知政事以佐之而为执政。自神宗元丰改官制后，其名称及制度数次更易。